作者：韋其江　稿源：三尺巷　編輯：王剛

　　“詔”，單從字面上剖析，左為“言”，右為“召”;二者合二為一，即“將某種言論昭告天下”之意。于是，詔書便是皇帝把信息公之于眾的一種文書形式。類似于今天各單位，各部門下發(fā)的各種文件通知。

　　中國歷史上官方有據(jù)可查的退位詔書，僅存十份。其中最富盛名的應是清愍帝退位詔。有道是“以史為鑒，可以知興替。”時值辛亥革命誕辰一百周年之際，當人們更多地把目光聚集在革命者身上，更多地歌頌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時。作為今人，重新審視清末時期象征從專制走向“共和”的《清帝退位詔書》，依舊具有歷史價值。

　　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(tǒng)治，結(jié)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。而反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標志之一，就是1912年2月12日，隆裕太后代表6歲的皇帝溥儀頒布的“退位詔書”，即“清帝退位詔書”，至此溥儀正式“下崗”。相對于茍延殘喘的清王室來說，這是避免生靈涂炭的明智之舉;而對于襁褓中的民國來說，這是避免內(nèi)戰(zhàn)，走向共和的理性之舉。清帝退位詔書中關于帝國終結(jié)，走向共和;和平統(tǒng)一，民族團結(jié)等施政綱領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。

　　歷史就是發(fā)生在過去的故事。一個王朝的施政綱領，興盛衰敗，價值體系，甚至明哲保身，從其帝國思維中可窺一斑。清帝退位詔書共有三道，其中第一道名為“宣布共和國體由”。此詔經(jīng)南京臨時參議院討論后，由袁世凱轉(zhuǎn)交清廷公布之。其余兩道懿旨，一道為致全國軍民的，稱之“民政部等嚴密防范地面由”，即退位是為民著想、為社稷著想，希冀能國泰民安之;第三道則是致王室皇親國戚與滿、蒙、回、藏族人民的，題為“優(yōu)待條件尚為周至等由”，說的是皇帝退位是緣于對皇室成員和各民族都享有優(yōu)待條件，實現(xiàn)民族團結(jié)，以“化除畛域，共保治安”。

　　《清帝退位詔書》正文有云：“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，北方各將亦主張於后，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，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，拂兆民之好惡?是用外觀大勢，內(nèi)審輿情，特率皇帝，將統(tǒng)治權歸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國體，近慰海內(nèi)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(xié)古圣天下為公之義。”言簡意賅，切中要害。清王室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(zhàn)爭伊始，從此便一蹶不振。此詔正是順應歷史之潮流，主動出擊，將統(tǒng)治權歸還全國，為共和國立憲，這是大勢所趨、民心所向。雖然后來出現(xiàn)的袁世凱稱帝、軍閥混戰(zhàn)、張勛復辟、建立偽滿洲國的逆流插曲，但退位詔書的憲政性歷史意義無疑具有現(xiàn)實的標本價值。

　　同時，《清帝退位詔書》正文又稱：“與民軍協(xié)商統(tǒng)一辦法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宇乂安，仍合滿、漢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完全領土，為一大中華民國。”滿、漢、蒙、回、藏五族領土完整，各民族平等，實現(xiàn)民族團結(jié)，廢除等級制，但凡中華民國的子民們，不失偏頗，一視同仁。正如今日“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”一樣，即眾生平等。

　　當天一同頒布的還有《關于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優(yōu)待條件》和《優(yōu)待皇室條件》，也是清帝退位的補充性文件。其中《優(yōu)待皇室條件》說道：“皇帝退位后，尊號仍存不廢，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。”故1917年7月1日的張勛復辟實為破壞共和憲政的非法行為。“優(yōu)待條件”還說道：“清皇族對于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私權，與國民同等。今因滿、蒙、回、藏各民族贊同共和，中華民國所以待遇者與漢人平等。保護其原有之私產(chǎn)。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，設法代籌生計。滿、蒙、回、藏原有之宗教，聽其自由信仰。”清王室與中華民國約定的這些優(yōu)待條款對于和平解決新舊政權交接，緩和階級矛盾;實現(xiàn)順利過度，化解社會矛盾，加強民族團結(jié)等等現(xiàn)實問題具有的時代意義不言而喻。

　　與其他帝王退位詔書相比，所不同的只是以往的退位詔書都是皇帝向權臣移交政權的官方文件，并未涉及到憲政體制洗牌。而《清帝退位詔書》則是清王朝向資產(chǎn)階級革命派移交政權，建立共和的政治主張，這就是該詔書和其他退位詔書的本質(zhì)區(qū)別所在。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覺來看，“邁向共和”是清王室的歷史必然性選擇。《清帝退位詔書》是清末各種政治力量斗爭產(chǎn)物。按理孫中山先生的“新三民主義”說法，人民才是“共和國體”的真正締造者，但礙于時代所限，人民所創(chuàng)造的共和體制受當時經(jīng)濟、政治、思想文化的種種制約。

　　共和之路荊棘叢生，以致于后來面臨重新洗牌的格局。但這依舊不會影響《清帝退位詔書》的歷史必然性。